我在格桑花的这两年－－benny

    这个时候，洪波联系了一些俱乐部，直接将孩子批量的进行捐助，俱乐部出于信任，接受了这些资料，并进行了捐助，而在进行集体捐助的时候，水鸟和秋水的及时出现，解决了当时大量资料无人整理的状况，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实地调查工作基本没有进展，捐助组流程不清，大家每天大多数时间忙着处理老问题，以及新资料来后的新问题。一直以来，捐助组就处于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在不断增加孩子的情况下出现。捐助组当时人手很少，基本上每天都是2、3点才能睡觉，并且还不断接到催促。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所谓的反馈。

    在这个时候，蛋挞出现了，她看到反馈的问题，决定先到捐助组解决反馈的问题。由于学生名单有数个不同的版本，而捐助组在不断来源新资料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最终带来了新的问题，名单的不一致，达哇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上来的信件，根本无法发给捐助人，谁能忍受收到一份不是自己捐助孩子写的信件？信件在清理了两次后，给出了没有信件的学生名单，但是西部人手不够，他们就让所有孩子再写一遍，但是拿到的信件，最终大半还是让捐助组无法发送。有的是我们有名单的，没有孩子的信，有的是有孩子的信，但是不在我们的名单中，有的有学校收据，有的没有，有的有孩子的基本资料，有照片，有的没有，最后我们只能决定只要在学校收据、孩子基本情况表、照片、孩子的信，这四件中有一样的就算给捐助人反馈了。

    而在新的孩子捐助的时候，洪波看到一个称多一中的孩子穿的衣服很好，问我为什么要发布。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根本没时间去了解新资料的问题，只是在洪波不断的催促下，其他人不停的电话下，不得已发出的。我回答洪波，我没时间去调查，我不知道7月份去称多的调查了没有，只是不停催促我可以发布的，所以需要调查人员去解释。最终洪波询问了智明老师，原来是这个孩子是孤儿，穿的衣服也是格桑花捐助的。这件事情只是漫长捐助过程中的一件事情，但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这样，在一年多的后续捐助工作上，开始是由于没有制度的约束,后来有了制度也无法按制度运作,因此称多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根本的原因一个就是有人乱指挥，还有一个就是达哇一个人根本无法承担那么大的工作量，达哇自己买了车，大部分都是为格桑花用的，要去家访，要去发钱，还要去了解我们叫他了解的其他事情。在捐助组的基本流程出台后，称多的捐助工作永远都是特事特办，因为已经有1000个左右的孩子了，没办法按流程运做，而称多当地的教育局副局长智明龙珠有什么事也是找洪波解决。而我们也只能一直无条件的认为有孩子先认捐，有什么事以后再逐步调整，改进。在05年下半年，因为称多和曲麻莱上报了很多的孩子，没有人认捐，61找到了彤程化工有限公司，他们一下认捐了400个孩子。在05年的下半年，因为没有人下去发钱，61和李惠锋抽出时间在11月中旬去了称多和曲麻莱，当时，称多雪灾，交通根本不通，路途非常危险，只发放了部分的捐助款，一直到06年的5月，蛋挞去时还有部分款没有发完。由于称多的问题，在06年的5月，蛋挞，秃鹫去了称多，把捐助流程给智明龙珠说明，并要求是否可以按我们的基本流程运转，按称多地区各学区分别安排专管联系人员，以便我们捐助组分管人员的跟进，也减少达哇的工作量，力求资料的正确。同时也跟达哇进行了沟通，智明龙珠把各分管人员的名单给了我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部分联系人基本上不明白要做的事情，同年8月，蛋挞和61又去了称多，又把我们的要求说明白了，同时还找来了分管老师一起培训，希望称多的捐助工作能正常按我们的流程运转。这时，06年第2年的续捐开始了，所有孩子的资料进入新的认捐系统，工作交给了黄老师。黄老师在续捐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孩子的资料的核对又面临了一次大清理，黄老师和分管义工化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核对，同时又面临大量的不捐助，排除彤程化工有限公司捐助的孩子，未续捐的比例高达40％－50％。而中间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1、没有捐助人的联系方式；2、我们没有给他们相应的信件反馈，他们对我们产生了不信任；3、实地调查存在问题，导致捐助人去后不再捐助。比如，某个俱乐部，在06年夏天有人亲自去了称多的一个村小，发现孩子家里盖的新房子，他们就很有疑惑，最终导致他们决定全部不再续捐。幸运的是，这个学校的这个孩子恰恰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过调查的，孩子家的房子是政府盖的，捐助组解释给了捐助人，他们也明白了，但是确实已经不续捐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续捐后的发钱问题，我们又遇到了问题，称多没有经过捐助组的同意，自行拿出钱来使用，不按我们的已经捐助待领款的名单发钱，结果经过我们的坚持，最后和老苍蝇一起按我们的要求发了钱，截止到4月初，还有200多个孩子钱没发掉，今年的4月，飞鹰下去和达哇一起发了。到目前为止，称多在捐助上还是达哇做事，今年智明龙珠当了教育局的局长，我们正安排找他谈谈，要他向玉树学习，以教育局的名义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知道，如果当地不能很好的配合，我们是做不长的，同时也要让他明白，我们不是给他提要求，我们也是希望捐助人能一直捐助下去。同时也给达哇减负，达哇负责帮我们监督，类似于西玉在玉树县的角色。

    也正是称多，曲麻莱的混乱，坚定了我坚决按流程运作的决心，同时在06年初与洪波达成一致，捐助组的事情她不再插手，她负责对外宣传，我负责捐助和内部事情挨个理顺。洪波答应了，我也不干涉宣传工作，需要相互配合的时候进行配合。

    回到甘南，在处理称多捐助工作的同时，甘南的事情也只能捎带进行。当时05年7月份全部汇款完毕的助学金，到05年12月份还没有进行发放，事情通报了洪波，也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而那个时候，拉姆也不再出现，旦正才让也无法联系上，甘南的工作几乎陷于停滞。另一方面，捐助人不停的催问，导致捐助组根本无法回答。更可怕的事情在于，这些孩子家庭根本没有进行调查，最终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西部学校对我们的不满，并且让蛋挞曾经往返三次前往合作，这是后话。

    在06年的5月，我们根据基本的捐助流程进行调整，原来和教育局合作的，改变为我们直接和学校合作，教育局协调监督。由李惠锋带队，袋鼠（因身体不适，提前返回），黄飞红，沧海，手表（因身体不适，提前返回）参加了夏河，合作，卓尼地区的学校的回访和孩子的家访，给学校交代了我们的捐助流程，甘南的助学活动才算又正式启动。蛋挞和SALLY去了碌曲，对碌曲的已经捐助的孩子进行了家访（之前碌曲捐助的孩子是教育局上报的，我们没有进行家访就发布认捐了），发现县城的一些孩子家庭条件还不错，一部分家庭都在开小店，因此，告之教育局取消这些孩子的捐助，同年的10月，我和上岛。秋水天涯、清凉、侯刚又去了碌曲，又发现有些家庭不贫困，结果把县城里的孩子捐助都取消捐助了，并且明确告知教育局不再上报县城的学生。在此之前，北京教育部下属教育基金会给我们50个孩子的名额，我们考虑再三，决定把名额给了碌曲，最终碌曲提供了54个孩子的资料，上报北京并的得到了资助。在发放助学款的时候又发生了问题，祁老师未经我们的许可擅自将给孩子的助学款做成衣服发了，05年也是做了衣服，结果孩子给捐助人写信，捐助人很有意见，没想到06年还是这样。同时上海去甘南支教的老师回来了并给我们提出了问题，1，是西仓小学的6个孩子存在问题，有些并不贫困，2，我们的捐助款部分没有发到孩子手中。为次，我们立即找人去了碌曲调查，调查结果是西仓小学的6个孩子的确不是很贫困的，按我们现在的要求可能只有2个合格，捐助人的捐助款，给孩子做衣服花了150元，剩下的50元给了孩子。北京教育基金会的54个孩子的钱在学校没有发放，但是给北京反馈的领款表都有孩子的签字，并贴在教育局的墙上，学校还搞了仪式，拍了照，连同领款表一起寄给另外北京。最后我们安排人员协同祁老师一起把这些钱一起发了下去。同月，我们对甘南夏河藏族中学提供的50个孩子进行了家访，飞鹰和军嫂第一天去的是县城，就发现有1家不合格，已经决定不再进行其他家访，但是第2天经不住学校老师请求，去了40家，有12家不合格，结果剩下的10家孩子，由于没有路进不去家访，但是又有那么高的不合格率，我们也不敢发布了。那些时候正急着要孩子，结果发布了又发现有孩子不合格，临时通知捐助人，给捐助人换孩子。

    称多的问题一直没时间解决，甘南的问题无法解决，曲麻莱的问题也一直无法解决。刚开始是找不到万老师做事，曲麻莱孩子的反馈根本就是没有，分管义工一直在盯，总是不是少这个就是没那个的，捐助人的意见很大，扬中工作站在这上面深有体会，一直到06年的9月份才基本反馈结束。在06年8月蛋挞和61去的时候发现学校根本没有了解我们的捐助流程，万老师也没有给学校说清楚我们是一对一的助学，每一个孩子有一个捐助人，当时61和李惠锋下去发钱，学校由于是寄宿的中心小学，部分费用学校要负担，学校要求把钱留在学校，61和李惠锋商量后把需要负担的120元留在学校，80元发放给孩子家长。并要求学校提供使用明细。但是，学校在捐助款的使用上并没有按一对一的使用，而是作为学校经费一起使用，有的学校还用这些捐助款为学校买了冰箱，结果，蛋挞和61再一次交代了我们的要求，并要求在10月1日前将学校多余的钱交给孩子家长，并给我们提供使用的明细说明，否则，我们将停止捐助，并对曲麻莱县城的3个学校的校长和联系人进行了教育。同时学校对我们提出对义工万老师有意见，我们也找了万老师沟通，同时也检讨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应该让当地的义工参与过多的具体工作，我们的义工应该转换角色，应该是监督的作用，这样他们才能在当地生存，毕竟他们是生活在当地的。同时也给县城的学校安排在10月前提供捐助款的使用情况。10月，洪波，黄老师，秃鹫，小费等4人又去了曲麻莱，结果交代他们的事都没做。洪波找他们的县长，县长要求学校立即把使用情况拿出来，最后是拿出来了，只是那么长时间什么都拿不出来，短短一天又能提供，你相信吗？虽然我们说不捐助，但是我们还是要为孩子和捐助人想，续捐还是要，直到上月，捐助款还没办法发下去。我们将不再增加新的孩子。在与万老师沟通的过程中，去年我们捐助的部分孩子小学毕业到玉树县的综合中学读书，万老师希望我们在玉树县综合中学开设新点，并对这批孩子进行捐助，结果我们了解到这些孩子已经申请了教育基金的捐助，只是因为学费较贵，万老师希望我们也捐助。这样2个助学机构同时捐助可以保证孩子不出费用，但是被我们拒绝了，因为有其他基金会捐助的孩子，我们不再捐助。在蛋挞和61在曲玛河时，我们的义工潘新华曾经提出有10个小学生，在西宁的铁路小学上学，每年2300元的费用，希望我们帮助，我们没有同意。而这些孩子是当时曾经是LOH的调查人员去调查后，没有消息的，洪波和我说了后，我想到孩子没错，希望能帮一下这些孩子。这个事情是我犯的大错，我没有了解详细情况就想去帮助这些孩子。同年10月，洪波去时，潘新华又给洪波提出，我想了既然有人调查过，并且询问了相关情况，确实贫困就捐助吧，洪波和我同意了，只是后来万万没想到，竟然是高价读书。洪波找到了清凉，将23000元汇入了潘新华的帐户，后来经蛋挞和61的说明，这笔捐助款没有发放，目前在公共帐户，这个事情我是有责任的，也暴露出我们之前存在沟通不顺畅的问题。目前曲麻莱的运做也要按我们的流程，由我们直接与学校联系沟通，当地的义工进行监督。目前在逐步调整。

    唯一庆幸的是，在dacn走后，yingfeng的同事79yumi一直负责西藏地区的捐助，虽然也是困难重重，和其他地区相比没有任何轻松。虽然她也很累，但总算没有让捐助组其他人操心，也真是为难了负责西藏地区的捐助组义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实在分不出身帮助他们。那个时候，捐助组的义工基本上无法在凌晨1点之前睡觉。

    我们一边整理老的地区，一边还要开设新的地区，新地区的开设，就是按基本的流程运作，因为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二免一补的政策，考虑到小学初中孩子所需要的费用的减少，我们想增加高中的资助，所以新开设了共和县海南州，和乐都2中，湟中。同年新增加的还有甘肃的卓尼，四川的降扎， 青海的玉树县，治多因为飞鹰首次调查就严重不合格，要求教育局重新进行后没有下文，所以没有开辟。而在这中间，我们曾经尝试开辟果洛州，但是蛋挞初次前往果洛州沟通，学校明确表示他们无法进行家访，或者格桑花提供家访费用补贴才可进行。我们自身本就没有费用，最重要的把关在学校，这种情况自然无法继续下去，这个时候就埋下了矛盾的根源。

    海南州中学刚开始是上岛和黑客去的第一次家访，上岛和黑客去了共和县，发现了严重的问题，在上岛和黑客的记录有详细的描述。当时，黑客当时就决定直接取消他们的资格，上岛希望能够再努力一下。于是当天晚上，我用电话会议的方式，将黑客、上岛、洪波还有我四个人接在一起，做了沟通，最终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第二天，上岛和黑客再次重申了我们的要求和流程，前往乐都。后来，西玉对海南州中学进行了二次调查，调查情况改善很多，海南州中学成了我们的捐助点，同期也开辟了共和县中学。只是到了这里，海南州中学的问题并没有完。在去年下旬发放助学金时，西玉发现那批学生，竟然都没有经过当地老师的家访，这批学生去年上半年就发布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认为，我们的家访不能有丝毫放松的原因，我们任何一个时候的一点点放松，都会给我们带来资料是否符合要求的问题。这批学生出了问题，没有办法，只好停发助学金，由义工和捐助人解释，西玉当场进行调查，找出确实贫困需要我们帮助的孩子，另行安排时间重新发放（因为我们也要争得捐助人同意）。

    甘肃的卓尼，离合作2个小时的车程，也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半农半牧的地区，李惠锋和黄飞红，沧海，手表去的实地家访，上报了30多个孩子，结果只捐助了19个。冰女曾经带病在当地进行工作，而且病的很严重，相信大家都看过曾经的调查记录。

    四川的降扎是上海微笑图书室提供的合作学校，联系非常不方便，电话不通，但是经过7个月的走流程规范，虽然联系不方便，还算是比较顺利，反馈信都给了捐助人。在这里，我再次发现了按规定办事的好处，虽然周期会加长，但问题大大减少，不用整天忙着解决问题。

    玉树县其实不是我们的新点，在格桑花的最初阶段，和称多，曲麻莱同时开始捐助的，有玉树县的红旗小学。由于校长的不配合，不按照格桑花当时的要求进行，我们暂停了该地区的捐助。在06年的5月，蛋挞根据洪波提供的学校联系人，与玉树县第二民族中学取得了联系，直到06年8月蛋挞和61去玉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他非常支持，并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的孩子，蛋挞和61用了4天的给学校进行了培训，要求学校按我们的流程申报孩子，同年的10月，洪波，黄老师，秃鹫等4人又去进行了宣传培训，并对已经申报的孩子进行了家访。这样，玉树才正式成为我们的助学点，直至目前运转良好。不过，在发放助学金时，发现了新的问题，一完小和二完小的孩子，部分家庭贫困与否存在问题。我们又犯了错，当时我在甘南，和洪波电话沟通时，洪波告知都没问题，走的真没意思。我们当时信任了洪波告知的调查均没问题，调查了120多家，那里都贫困，学校上报资料都没问题的说法，但是目前看来，需要再次核实一完小和二完小的部分名单。这也再次坚定了我们实地调查要加大力度的决心，否则我们将无法和捐助人交代。格桑花为什么让别人相信？实地调查，资料真实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因为成本问题，失去了这个基石，那么格桑花也就没有他的立身根本了。我本来打算今年5月中旬从阿里到到新疆后，下旬过去玉树处理的，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05年10月份开始，大家都很清楚，称多雪灾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暂时减轻了捐助组的压力，而天山的压力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关于实物组的问题，天山会详细写出来的。趁着这个时候，捐助组的义工开始进行长久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处理工作，我抽空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出了最早的捐助系统，也是希望能够减轻大家的负担。而这个时候，甘南也拆分成了合作、夏河和碌曲三个地方，合作和夏河只能和每所学校进行联系，每个学校都只有几个孩子。捐助组的基本形态逐步形成了，并有了分管的义工。

    05年西藏你破而之行，我幸运的遇到了aqiao这个好朋友，回来后，aqiao也加入了格桑花，开始了第二代捐助系统的开发工作。到06年3月份左右，第二代捐助系统正式试用，运行正常。而捐助组义工的更大痛苦也开始了——所有的原始资料必须手工录入到系统之中，就这样，捐助组义工在没有任何休息的情况下，开始了漫长的资料录入过程。很多人会说，多找几个人来啊！可是，当时的格桑花很弱小，义工来来往往很频繁，洪波推荐了不少义工，也有长期留下的，但更多的都是没多久就离开了，捐助组的工作实在太多太繁杂。另外，由于东西部观念上的差异，西部的很多工作我们无法和捐助人解释，我说过不行就取消学校吧，洪波也说过不行就取消。只是话虽这么说，但是我们能取消吗？我们如何和捐助人解释？我们只能不再增加名额，但是以往孩子的捐助工作也要继续啊，缺少了学校的配合，如何进行？不是说取消就取消的。

    在关于助学金的标准上，我们曾经发生过争论，两免一补之前是小学是400，两免一补之后小学改为了200。在06年洪波去了玉树后，认为200的标准太低，我们的成本都不止，要改成400。当时，我印象中yingfeng、蛋挞、61都反对，指挥棒和我觉得200和400都没关系，毕竟孩子吃饭方面还是需要的，只要能和捐助人解释清楚，400也未尝不可，但是这很难界定。最终反对的人都让步了，我不知道让步的原因，不过从我这些时间的经历来看，我很容易理解。在狐狸询问的时候，我告诉她，400吧，免得麻烦。1月份的常务组电话会议中，我们再次提到了捐助标准的问题，尤其相同地区要统一，最终决定调整为200，这也许是洪波没有想到的，但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目前捐助组所面临的问题，
1、称多现在只有达哇一个联系人，虽然安排了其他的人员分管，但是能够按我们的流程做事的不多。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联系非常吃力。反馈非常吃力。我们按现有流程，直接通过教育局与学校直接联系的运做模式有困难。发放助学金有难度，已经捐助的孩子需要重访，资料也需要重新补充。
2、曲麻莱也是同样，由于部分学校没有电话，沟通很困难，也无法提供我们想要的资料，我们的当地的义工目前也无法按我们的要求提供信息。我们与学校直接联系的模式有困难。发放助学金有难度。已经捐助的孩子需要重访。
3、甘南，由于历史原因，捐助孩子比较分散，目前正在逐步形成与学校直接联系的模式，有大量的新孩子需要家访。目前已经在进行。结果不清。对碌曲申报的孩子需要重访，发放需要监督。
4、海南州因为每次学校提供的孩子名单总是有不符合要求的，已经停止新增加捐助了。以前已经捐助的孩子是否继续？后续工作如何开展？
5、乐都一中和二中，由于学校申报是由孩子自己申报，然后学校再去部分调查，而且，由于该地区普遍贫困，我们资助的标准争议很大，因此，没有家访的都不敢发布在系统里。乐都二中我们的义工家访了30家，其中有6家不在捐助系统内，原因不明。
6、特别是县的高中，因为学校没有能力做到先甲家访，再申报，一般采用由孩子自行申报的方式，先由孩子向学校申报，然后，部分学校会进行家访，但是也有的学校无法家访，原因是因为县城的学校的孩子，基本分散在各乡，走访很不方便，大部分学校希望我们的义工下去走访。
7、由于前期我们没有家访造成捐助人的疑惑，不再续捐，使得我们对当地所申报的孩子资料产生疑问，根据要求，可以方便走到的必须100%的家访，我们无法做到大批量的家访并发布孩子。以至于部分需要帮助的孩子在系统里无法发布。
8、因为藏族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每一个人的标准不同，牧区和农区的标准不同，无法提供一个标准的支助标准，
9、大量的捐助款在西部老师手里，怎样监督，使得捐助款安全。需要重新想个办法。

上述问题，我们只能边做边修正，逐步改正。

捐助组后面的工作我不再说下去，后面没多久就开始了续捐，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续捐的时候，捐助组的义工当时的状况，hxh_01和jscamel的东西最能反映两个最困难的地方的情况。

下面记录一下其他的事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我只记录一些我们遇到的问题让大家共同了解格桑花的发展过程。后面的记录不再涉及捐助组，由我一人完成。

常务组大约是在去年初成立的，这个是由洪波提议的，我当时问到人选问题如何决定。洪波告知，可以先由她、yingfeng、61、天山和我组成，以后再看。指挥棒和蛋挞进入常务组的过程，是后面的事情了，大部分义工都是清楚的。

当时常务组人选定了后，进行了初步的分工，洪波发挥她的优点，负责对外宣传之类的工作，天山负责实物组工作，我负责捐助组工作，61负责寻找大客户和财务，yingfeng由于自身工作原因，负责服务器维护，必要的时候出来协助。常务组虽然成立了，但是每个人的意见肯定不统一，那么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当时就定下了原则（虽然当时还没写成白纸黑字），并且都认可了：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进行投票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至于常务组组长，主要负责会议召集等工作，各个成员在会议是向大家通报近期工作，这个通报也确实进行着，只是总有人认为不清楚其他组在干什么，我实在无话可说，因为我很清楚每个人都在做什么，而为什么其他人不知道呢？

这个原则基本上保证了工作的正常进行，大家第一次意见的巨大分歧发生在格桑花义卖帽子的事情上。当时，袋鼠提出了要搞个地方，并且自己出钱雇两个人，专门负责卖帽子。洪波和yingfeng赞成，我和61反对。洪波和yingfeng赞成的原因是认为袋鼠愿意做这个事情，并且自己出钱，为格桑花的运作筹款，要支持。我和61反对的原因是，我们的义工已经出力，不能让我们的义工再出钱，甚至是专门卖帽子而不管自己的本职工作，宁愿卖不了多少，也不能这样，如果缺钱，61答应去筹集。根据常务组的要求，这个时候天山的意见就很关键了，最终天山认为只要事情不出问题，就尝试一下吧。我当时提到了负责人的问题，因为是尝试，那么常务组必须要有人跟踪这个事情，yingfeng说他来负责。虽然我和61极不情愿，但是常务组的规定在那里，我们必须遵守，于是就进行了这个事情。袋鼠很能干，卖掉了1000顶左右的帽子，加上上岛、常州、扬中，还有lihuifen开始卖掉的那些，我们终于有了一些服务器等运行费用。只是，问题在后面发生了。下半年的时候，袋鼠某天忽然说她已经辞了工作，要经常在西部，帽子放她那里肯定会耽误的，希望有人接手帽子的事情。我立刻询问yingfeng帽子的事情，yingfeng告知他后来没管，不清楚，我当时心里就凉了。没办法，这个事情要解决，这个时候楼兰主动站了出来，和我一起开始清理账目和帽子数量。上岛、常州、扬中等地方的帽子和账款很快就清理出来了，并且做好了记录，只是在袋鼠那里的，发生了一点问题。我和楼兰发现，帽子和账目无法对上，一些购买的帽子还没有发放，这其中包括洪波购买的帽子也没有收到。袋鼠那个时候应该不在宁波，因为当时找她的人，告知她告诉大家的地点都不一样，忘记当时谁还和我说过，她的上网IP和她说的地点也不一样（当然，IP有代理问题，说明不了什么）。用了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我和楼兰才清理完毕，袋鼠卖那么多帽子，有损耗也是正常的，最终差额的帽子作为损耗处理了。这里面没有责怪袋鼠的意思，袋鼠在格桑花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捐助孩子，自己补贴了很多钱做事，很佩服她。而在帽子问题上，还有个要命的事情，北京那里有大约2000顶帽子（或者是1000，记不清了），全部没有卖出。我当时大吃一惊，赶紧问怎么回事，问到洪波才知道，北京做活动，说要帽子，于是就制作了大量的帽子，货发过去后，又说不能卖，就积压了。帽子现在楼兰在总负责，财务小组义工配合，加上其他几个义工，总算顺顺利利了，只是又耽误了很多时间来处理这个事情。由于当时提供了不真实的报告，说帽子没有了，结果我们又做了几千顶，现在积压在我们的仓库，这都是我接手清理帽子问题的时候才完全搞明白的。

在后来常务组为是否支持洪波参选感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支持。其实，我当时有目的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事情，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让我们能够做更多以往做不了的事情。在身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存在问题，只要我们中间做错哪怕很小的一件事情，格桑花就可以关门了。要知道，媒体可以把你捧上天，但是也可以把你踩入地狱。而宣传的结果，我们肯定成为一个目标，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目标。但是，我愿意去赌这一把，不赌这一把，我们的身份问题没可能解决；赌这一把，赢了我们就合法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踏踏实实的按今年的计划做，也不会有问题，只要我们自己坚定信念，不为诱惑所动。

上海会议的时候，也讨论了西部教师培训计划，当时洪波、指挥棒和我赞成，yingfeng、61和蛋挞认为要慎重，应该缓一年进行，最终天山打完电话回来后，觉得可以尝试，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个事情就执行起来了。

在后来，大家都很清楚了，身份问题没有解决，而常务组发生了分歧。洪波和yingfeng认为要尽快解决预约人数的过多的问题，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看到如何执行，谁去执行；我、天山、61和蛋挞认为，我们目前能力在这里，只能尽力去解决，但是满足不了那么多捐助人的要求，只能加大实物捐助力度；指挥棒认为只要不影响格桑花的正常稳定运行，都可以。天山他们实物组义工开始进行了实物捐助的引导工作，但是捐助人愿意等，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不能拿着刀和捐助人说，你们过来捐实物。而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一直对外公开说的调查原则：我们的调查是学生家庭在县城及周边好走的地方，100％家访；偏远地区可以适当降低比例，具体比例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路不好走，或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进行抽查，比如30％；路实在到不了的，或者家访有危险的，通过其他方式核实。这个原则相当于分了几个层次，并且是在上海会议上再次明确下来的，并且通过的。

根据调查原则和常务组意见，那么我们应该按照多数意见，踏踏实实开展工作，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遇到的问题大家共同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违反我们既定的东西。只是这些压力，全部扔给了捐助组。在蛋挞不知情的情况下，洪波和yingfeng找了hxh_01和jscamel，告知他们要把称多和曲麻莱拿出来做个大组，要hxh_01负责，但是被拒绝了，jscaeml没有表态。换句话说，这个想法没有得到认可，当然，常务组其他成员毫不知情，是在捐助组内部沟通时才得知的。至于如何解决捐助人过多的情况，谁都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和实施方案，我说的是可以拿出来操作的。而大家手上都一堆事情，即使提出了方法，也没法去做，我的意见一直是事情落实到人，而我当时是没有时间的，综合组才接手，百废待兴；捐助组也面临助学金发放（去年的助学金，至今都无法发放完毕）、续捐等一堆问题；实物组正在加快募捐工作；宣传组一堆资料整理。这个时候把压力扔给任何一个组，都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临时性的处理突发状况，而不是去责怪任何一个组没有做好准备。很遗憾，我没有看到有人可以不增加现有义工负担，在那么多申请义工的人里寻找人员，去解决这些问题。

很多人会说，那么多申请义工的人，肯定有能干的，让他们做啊。我非常同意申请人中间有很不错的人选，但是我们目前各方面工作还为完全确定，尤其是综合组，是在我去年底接手时才开始有计划构建雏形的。我们没有伯乐去发现千里马，而有的伯乐却又在承担着不少工作，我这两年也见到了太多人的一时冲动，虽然暂时给了我们帮助，却留下了更大的窟窿。

我感到很悲哀，我不怕直接写出来，悲哀的原因在于，洪波的意见最终成为多数票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就可以遵守，并且按照规定执行下去。但是，当她的意见成为少数票的时候，就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那么我不知道，常务组的决策究竟该如何进行呢？如果认为应该某一个人决定，那么就在制定常务组要求的时候明确说明，这样大家也有一个选择，是否接受这样的制度。接受就来，不接受就不来，做自己负责的那一块，而不进入所谓的常务组。在认可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后，又不愿意执行，那么常务组工作如何进行？这是我对洪波最大的不满之处。

上面罗罗嗦嗦的写了这些东西，其实也把常务组矛盾产生的根源写了出来，我不想和大家去争论对错，观念本没有对错，只是事情如何解决，制度是否愿意遵守，没有人临时出来承担。而后来有些临时出来承担工作的，也是在矛盾公开以后才进行的，因为每次常务组电话会议，已经成了吵架，没法去解决问题。

下面说说综合组目前存在的问题。

    综合组我是去年的接手的，在我接手以前，可是说综合组其实是一个摆设，基本出于无人管理，未运作状态。接手综合组后，综合组只有一些义工名单，什么都没有。我对综合组的理解是，不属于其他职能组的工作都放入综合组，初步计划是设立系统维护小组，人力小组，教育培训小组，协调小组，财务小组等。其中系统维护小组负责系统整合维护，服务器维护等工作，cat负责，这个工作已经开始进行，系统整合工作进行了一半，并且财务系统正在进行重新开发。人力小组负责申请人考核，人力考察，岗位知道书编写；狐狸因为之前负责玉树县的结对助学工作，正在逐步转交牧歌负责，所以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对于狐狸的指责，我是反对的，我是维护狐狸的，因为指责的人，根本不清楚这中间的工作。教育培训小组，负责支教项目和西部教师培训项目，已经安排andyc和 Aster负责计划书等制定，实际运作中支教项目lihuifen负责，西部教师培训因为首次进行，没有案例可循，所以目前是常州负责当地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各组工作间协调，相关工作汇总统筹，部分制度修订，已经安排wangwang进行部分工作，后续本打算继续安排人员，由wangwan负责相关工作，wangwan也是洪波大力推荐的，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最麻烦，要接触的方面太多，对各个组的情况要很熟悉。财务小组负责所有账目管理，Cindy总负责，已经安排相应义工共同完成。由于财务问题很重要，所以61作为常务组成员，直接负责财务方面工作。

    说到财务工作，不得不再说一些事情。因为财务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制定了财务只有财务小组Cindy一个账户，而Cindy之处的另外两个账户，也是当年为了给西部一些补贴费用和外币开设的，这两年账户目前已经对外关闭，准备转到统一账户后销户。这里的意思就是，所有收入和支出，格桑花就只能有一个账号。但是，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出人意料。今年，在上海和宁波各开设了一个账号，并且声称是常务组批准的。我不清楚谁批准的，如果没有批准，那么这两个账号是否可以认定为不符合格桑花要求？那么使用这个格桑花名义的人，是否应该做出处理？如果是格桑花常务组批准的，那么是谁批准的？我问过管财务的61，她不清楚有这两个账户，Cidny那里也不清楚。那么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说明有常务组义工可以私自决定账户这种非常重要的财务问题。其实我们对各地财务方面已经比较放开了，一些地方小额的费用，自己放一起，我们都没有过问。毕竟数量小，如果汇来汇去，一则麻烦，二则很多小额银行根本无法办理。而在数量大的时候，他们也汇到了格桑花的账户。但是，格桑花账户本就在上海，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宁波的账户上面竟然募捐了过万元。我无意指责这两个地区，因为这是常务组部分人员私下允许的，作为上海和宁波去开设这两个账户程序上没有错误，是常务组管理的问题，而这个责任，自然是私下允许的人去承担。这个责任不是账目出错的责任，而是违反财务规定的责任，财务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在没有新的制度和办法的时候，那么只有按照原有规定进行，而不是先去打破规定再制定新规定，否则格桑花要规定何用？这个事情大家自己去判断吧。

    至于人力这块，不是像平时工作那么好做。见不到人，只能通过网络沟通，如何安排一个人去合适的岗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申请人自己明确一个自己觉得适合的岗位，自己对自己应该很了解的，如果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又怎样让一个陌生人去了解？人力小组的考试制度是洪波最先提出来的，原因是洪波提到有些义工不了解格桑花，在外面和别人胡乱解释，所以必须要他们先了解格桑花，要考试。上海会议也没听到有任何异议，只是回来后竟然有人说没同意，如此这般，我无话可说。常务组都可以不承认自己说的话，那么让更多的义工如何去做？如果有人觉得狐狸工作没做好，可以和狐狸商量，也可以和常务组商量，能者为之。至于狐狸做的事情，在格桑花规定上，她只要和负责的人通报、和组员通报（还在安排之中），分管的常务组义工在常务组电话会议通报，并没有规定每项工作都要事无巨细的写在内部版面。在指责狐狸的同时，自己想过没有？指责的理由是什么？了解真实情况吗？还有那些批评狐狸的人，现在看看，是否有勇气批评这个源头呢？

    协调小组，目前是在进行捐助组和实物组实地调查的事情，安排调查人员。说到这里，调查人员是一个瓶颈，这个大家很清楚。只是教训我的人太多，而观点又完全相反，我没法听每个人的意见。一方面，有人说缺人调查，有人调查就安排去；一方面，有人说要安排有经验的义工带队。好了，问题出来了，不是有经验的义工时时都可以带队的，也不是愿意调查的人时时都有时间的。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没带队义工，认为要有有经验带队义工的人对我开始批评；等有带队义工的时间，认为有人去就要安排的人对我开始批评。我怎么做，都是要被指责的，我何必呢？

    写到这里，忽然没心情了，算了吧，东西我说了这么多，再说多也没意思了。是朋友的终究是朋友，不是朋友的怎么也不会成为朋友，哪怕是一时的表面现象。有人会认为格桑花的都是朋友，恰恰相反，这段时间我反而看清了很多东西。正如黑客所表达的意思，社会上的东西，并不因为你做了义工就不存在，同样存在，只是暂时被一些光辉的表象所掩盖。

    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我犯不着和我所不认同的人再去辩论什么。顺应一些人的要求，我们已经停止常务组的一切工作（他们本就认为常务组不作为，那么实际也停止了），待这些人选出他们认为的常务组后，由新的常务组来安排。希望尽快选出新的决策层，而不是最后这个事情不了了知了。

    本文就写到这里，不管怎样，我个人觉得中间有不少我们走过的弯路，有常务组每个人犯下的错误，包括我本人，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借鉴。我一直推崇制度流程管理格桑花，但是似乎进行不下去，当这样的理念无法推行的时候，格桑花已经和我不再有任何共鸣之处，请让我开开心心的离开格桑花。一切批判和指责都是过眼云烟，朋友在生活中还是有机会一起喝茶、聊天的，不是朋友的，终究没可能走到一起。

呵呵，这个帖子中涉及的问题似乎不只是一个资助模式。而且也不代表不采用这样的资助模式就能完全杜绝其中很多情况的发生。比如学生资料的真实性、比如发放资助款是否完全到位。

何况格桑花出现这么多问题，也跟它的规模有一定的联系～其中有些问题明显是急进了点，或者换而言之，发展太快，相应问题没有跟进解决。我想我从这个帖子中读到的东西很多很多。

细细想来，如果单就捐助组方面的问题来看，目前能最有效避免问题出现的办法，也许只有坚持100％实地走访以及建立完善的反匮体系。

而这两项所涉及到的最最核心的，又其实都是当地志愿者的问题。

走访一次，发放资助款两次，回访一次。一年四次。还不包括之前之后跟各学校的沟通等工作，最最辛苦的莫过于当地志愿者。

一年两年已是难能可贵，十年八年……则实属我敬仰的对象了。

一般而言，能吸引大量人员参与的大概就是走访，其次是回访。而发放资助款，前期联系学校再实地收取反匮表等工作，……

而从助学组织长远的发展看，回访跟建立完善的反匮体系是必须的，也是实现公开透明监督的一个好办法，也许目前我们的重视还不够……但是从实际操作上讲，似乎能实现收齐反匮表、资助孩子跟每个资助人保持联系似乎又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到底要严格？还是顺应实际困难，放宽要求？

思绪有点混乱了～

              nigiel

采取每种方式，都会有其局限和困难，而我们都只能在发展中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在磨砺中完善成长。

莫凡说麦田的资助模式是最为合理的，窃以为还不对。 ：）

而格桑花目前出现的问题，原因也不仅仅是资助模式的限制，其中还牵涉到组织管理、人员招募等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管理层这一块。

其实网络助学组织，都有着相似的困扰。一方面，网络给予了我们如此广阔的空间和平台，给予了深厚的资源；另一方面，网络又使得人员难以管理，意见难以统一，管理者的言语往往被淹没在众人的意见中。 网络使得平台很大，而又使得舞台很小。 所以，网络助学组织相较于其他的NGO、基金会，更加需要相同的价值观和愿境，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文化传承体系，还有一个有决策力、执行力与沟通力的管理层。

格桑花出现的纷争，和管理层的协调沟通不无关系。洪波作为创始人，却不是最终决策者，管理层要花费很大精力用于统一意见。也就是说，当组织面临困境或者发展的机遇时，这个管理层是否能够作为金字塔的塔顶，将组织指向正确的方向。而这个塔顶，内部也是需要有分工，也要有核心的，最高领导者能够协调管理整个管理层，而整个管理层能够协调整个组织，使得组织向共同的方向前进。

不过格桑花目前的困难，其实也是以后的机遇。经历了阵痛，或许能够寻找到更为合理的管理模式，更为合理的资助模式，也更为合理的发展。

另外重要的是，格桑花的道路，能够给予更多的助学组织以警惕、借鉴与指导，有更多的人能够重行同行，促进更多组织组织的合理发展。

            青陌

“管理者的言语往往被淹没在众人的意见中”这跟组织的性质不无关系，但并无必然的联系。

“管理层要花费很大精力用于统一意见。”同样跟其组织的结构特点有很大的联系，或者换而言之，跟管理层的管理策略有密切的联系。即便不是网络组织，也会同样会因为管理理念的偏差可能潜在这样的困境。不过相形之下，借助于网络的交流方式比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流更增加了沟通的难度。所以青陌所指出的网络助学组织所需更强大的认同感、归宿感也的确一语中的。

在我看来，网络助学组织的价值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资助了多少学生等等，事实上，我更乐意将其看成一种新型助学公益模式的尝试，而愿意参与到这种摸索跟探求中。

在现行的政策引导下，民间助学组织要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网络不可避免要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传统媒介甚少会主动介入、关注、传播跟推动许多无合法地位而弱势的草根组织的发展。尚未得到合法身份处于尴尬地位的草根们，如何在主流传播媒介的夹缝中自由呼吸，获取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信任，从而得到发展的空间，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现状迫使许多草根们选择以网络为根据地。

同样这种艰难的生存发展境遇，也使得草根组织举步为艰，无论从人才招募、融资，还是从宣传等各方面来说，他们都要付出比很多有官方背景的ngo更多的心血跟汗水，用大量的付出换取小步前行的机会。他们在荆棘所在之处起步，行走在悬崖之刃，承受了很多。

每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作为摸索探求的先驱者们逐步所积累的经验抑或教训，都将是同伴以及后来人最宝贵的财富。也许它会遭遇失败，或因为它的弱小将泯没在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之路；又也许，它即便失败，也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又也许，它会在经历艰辛之后苦尽甘来，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存在就是合理的，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新型的助学模式，自然有它生存的理由。未来是不确定的，何况是这样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也许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不断应对挑战跟困难中，继续，继续无畏的前行。

             苏门

“目前能最有效避免问题出现的办法，也许只有坚持100％实地走访以及建立完善的反匮体系。”

建立完善的反匮体系，这很重要。但个人并不认为，必须要坚持100％的实地走访。当然，这是针对格桑花这种资助大面积贫困地区的情况来说的。

其实关于走访这个工作，最先应该是从希望之光开始。这个助学组织开创了这样一种 “实地走访＋网上公布＋网络资助”的网络助学模式。在最初开始，为了取得信任，所以坚持了100％实地走访。 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是大多数助学组织坚持的原则。“100％实地走访”，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是关于信息真实性的问题，大多数助学组织资助的地方并不是绝对的贫困，会存在很多信息不真实或者有误的地方，这就需要走访到每一家去确定是否贫困。比如在湖北地区走访贫困高中生，走访的100名学生中，大致只有30-40名是亟需帮助的。

二是关于组织公信力的问题，因为助学组织有时甚至不能称作组织，他没有让人可以信任的公信力，也没有可以承担责任的制度规章。所以100％实地走访无疑是根救命稻草，他维系了助学组织的公信力，也让众多爱心人士可以信任。这也是民间公益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区别之一。

但是牵涉到格桑花，有两点不同：一是格桑花资助的西藏、甘肃等地，有些地方极度贫困，几乎全部学生都可以资助，而走访者走访的难度很大，耗费资金精力也很多；二是格桑花经过两年的发展和大面积的宣传，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定的公信力，目前预约资助的人已经上千。

到了这个时候的矛盾，就出现在“100％实地走访”与“资助规模”上的冲突上了。但其实，如果针对当地情况，采取更为合理的资助模式，也许可以更加协调的发展。有时候太过固守一些东西，反而会使得组织陷入被动。如果信息真实及组织公信力能够解决，我们无疑可以采取更为合理、更为先进的资助模式。

如果是西藏、青海这样极度贫困的地方，采取“抽样调查＋政府协助＋严格监督”会更加合理，这是格桑花给我的最大启示。 定期组织抽样调查，如果合格率低于规定数字，则降低当地资助名额或者暂时停止资助；学会利用政府资源，解决人力的不足和走访的困难；同时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系统，保证财务的公开透明及运行的规范。

如果是在一些中等贫困的地区，则可以或者需要坚持“100％实地走访”。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更专业。学会利用数据，学会利用分析，学会用NGO运行项目的一些经验来开展助学，更为理性、更为灵活地处理工作。 这也是我从格桑花上学到最多的东西。

另外，除了走访调查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资助模式中，也存在着很多可以继续去改进的地方。比如，如何促进资助人与资助学生之间的联系，如何在心理上更好地帮助学生等等。

有时候，我们过于夸大了草根组织面临的外部困境，而忽视了从自己自身找问题，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中国的公益环境没有很快改善，那草根组织反而更应该自律、自强。

          青陌

读过在格桑花上关于走访抽样概率问题的一个帖子，那个楼主很强。我可是看晕了。

我倒并不认为100％实地走访是维系助学组织公信力的稻草……几乎所有的助学组织都在采用100％实地走访，可是并不是这些实地走访采集的贫困学生就能得到大家的资助。很多助学组织更大的难题正是在于如何获取大家的信任，从而使得大家愿意资助他们所走访过的孩子，而不是在于100％实地走访组织的困难。

而承担责任的制度规章也不一定就是维系公信力的法宝。政府所管辖下的助学组织也曾一度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

公开透明、多方监督，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也许在维系公信力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另外，我也不认为格桑花因为具备一定的公信力，就意味着一定可以转而选择放弃100％实地走访。甚至我认为这是两个毫不相关的命题。并不能因为已经获取信任，就转而可以不必严格。而且benny帖子中所提及的很多问题，恐怕有些跟未经严格调查有密切关系～

当然也不可否认，目前格桑花的确面临志愿者工作能力、工作方式制约规模扩大的瓶颈。不过是谨慎改革、控制步伐，还是机不待时、大刀阔斧，这个要看格桑花的管理层如何把握。建立公信力的道路艰难，百年大业却可毁于一旦。在机遇跟目前自身实力之间如何协调，做出清晰的选择，如青陌所说把握方向很重要。

               nigiel

今日再读此文，不禁有一丝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