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红义

两年前，我所在的城市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双千扶贫”工程。“双千扶贫”，意即为千名机关干部扶助千户贫困农民。市委要求，市区的每一个行政及事业单位，都要下乡包扶一个贫困村，机关中的每一个干部，都要在这个贫困村子里“承包”一个贫困户，上项目，送资金，送技术，出谋划策，尽力帮助这个村子、这户人家脱贫致富。

市委的出发点是毋容置疑的，思路也是切实可行的。但在具体的扶贫实践中，我和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同事们，总感到这样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中却蕴藏着几多猫儿腻，几多玄机，几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感慨与思考。

比如说，我所在的机关“承包”的那个距市区30多公里的山区小村吧。和许多贫困乡村一样，这个村子里肯定有一些相对贫困确实需要“输血”的人家。但事实上，一些家徒四壁、穷愁潦倒、真正需要我们去扶持的人家，往往得不到扶助，而那些家境殷实堪称小康的人家，却会在不经意间被指定为我们的扶贫对象。因为，当初，将该村指定为我们的扶贫村时，我们并不知道村子里谁穷谁富，哪些人家需要扶持，全由村干部们说了算。村干部们开出需要扶助的名单，由我们单位实施扶助计划。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那些与村干部们走得近私交好的人家，哪怕你是村里的首富，也会得到关照，成为我们扶贫的目标；而一些不会拍马屁与村干部关系疏远的人家，即便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也往往与扶贫无缘。

就说被指定为我的扶贫对象的这户人家吧。这家的男主人与人合伙，在当地开了家小煤窑，每年都有10多万元的收益，家里还有台价值七八万元的联合收割机，每年麦收，便能进账两万元。应该说，这样的人家，比大多数的城里人的日子都过得滋润。但因其与村支书是铁哥儿们，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扶贫对象。进村扶贫时，我问那男主人想上什么项目。他说：“我什么项目也不上，你就给我点钱吧。”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下，两年来，我先后给了这个收入比我这个有着两个公务员的三口之家还高得多的农民上千元钱。因为，我们单位要求，我们每个干部的扶贫业绩如何，得由自己的扶助对象说了算，我不敢开罪与他。

这个村子里，还有户人家，家里买了两辆“东风”搞运输，每年收入不会低于10万元。但因其与村主任是干亲家，也被指定为我们的扶贫对象。

相反，村里有户人家，男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孩子还在城里读高中，一家几口靠女主人每年养几头猪一群鸡，靠亲友接济过日子，真正的一贫如洗举步维艰。但因为村干部“不待见”，只能与我们的“双千扶贫”无缘。

去年春上，我们单位多方筹集了10多万元资金，为这个村子建起了能容纳200头猪的养猪场，并购买了120头仔猪和相应的饲料交给了村里。我们满指望这些猪养大了能为村里的贫困户增加些收入，办些实事。但前几天，我和同事们回访，村民们偷偷地告诉我：那养猪场，成了几名村干部的摇钱树。村干部们雇请外村农民喂养，在数月前，那120头猪全部长成出售，所得本利共近10万元，全被村干部们给瓜分了，村民们一分钱也没见着。我和同事们听了，不由地郁闷而又愤慨：扶贫，扶贫，我们到底在扶谁？

回来后，见了一些在其他部门任职、也参与了“双千扶贫”工程的朋友、同学，大家的扶贫经历，大多与我相似。

由此想到了我们神州大地到处如火如荼的扶贫运动，便不由地担忧：各处的扶贫，是不是也与我们经历的这般，流于形式，事倍而功半？但愿，我是在杞人忧天。 (中国青年报)